矫雅楠 |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教学标准研发与推广研究——以《JF日语教育标准》为例
编者按：积极应对日语国际传播的新局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于2010年主导研发了《JF日语教育标准》，并以此为中心，整合与建构日语国际传播体系，实现了由“资源供给者”到“规则制定者”的角色转型。本期文章以语言国际传播的视角，从研发背景、推广策略和资源建设层面，对该标准的研发与推广进行分析，以期为基于孔子学院平台的汉语国际教育标准建设与汉语国际传播提供借鉴与启发。原文载于《国际汉语教育（中英文）》第四卷2019年第1期。
《JF日语教育标准》（以下简称“JF标准”）是参照《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A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以下简称“CEFR”）制定，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The Japan Foundation）主导研发与推广的日语教学标准。
JF标准是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推动日语教育对接CEFR的尝试之一，也是其规范海外日语教学、促进日语国际传播的重要举措。目前国内学界对JF标准的研究多集中在日语教学领域，多关注具体内容译介和课堂教学应用，尚未有从语言国际传播视角分析JF标准研发与推广策略的研究成果。
本文基于对《JF日语教育标准》（『JF日本語教育スタンダード』，2010）①、《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年报》（『国際交流基金年報』，2010—2017）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工作业绩报表》（『国際交流基金事業実績』，2010—2016）等资料的梳理分析，从研发背景、推广策略和资源建设等层面论述JF标准的研发与推广，以期为基于孔子学院平台的汉语国际教育标准建设和汉语国际传播提供借鉴与启发。
从语言国际传播的视角看，语言教学标准的研发与推广是一项具有统整性的传播策略。作为承载特定语言传播理念的象征性文本，语言教学标准通过规范语言教学的内容和方法性程序，实现对包括人力、物力和信息在内的各类传播资源的调控与配置，从而转化为影响现实世界的物质力量，组织传播实践。
在该过程中，环境是其存在和发展的特定情境和被连续建构着的整体结构，是激发和影响策略进程的要素之一。从这一层面上理解，我们首先需要对JF标准的研发背景进行探究和分析。
法国传播研究者德布雷（Régis Debray）认为，文化、政治和技术构成了分析传播的三个基本界面，以此为框架，JF标准的研发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海外业余学习者数量快速增长，挑战传统日语教学观
尽管同英语、法语、德语等西方语言相比，日语国际传播起步较晚，但借助日本迅速增强的经济吸引力和逐步增长的文化吸引力，日语国际传播规模不断扩大。
图1 全球日语教学机构数量与教师数量增长情况（1979—2009）②
图2 全球日语学习者数量增长情况（1979—2009）③
图1、图2显示，自1979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有组织地进行海外日语教育现状调查，至2009年JF标准试用版颁布，全球日语教学机构、教师人数和学习者人数均呈逐年上升趋势。2009年全球日语学习人数为360万人，是1990年的3倍，1979年的近30倍。其中，非学校教育环境中的日语教学发展尤为引人注目，相较于2003年，2006年的教学机构数量增长28.2%，教师人数增长51.5%，学习者人数增长则达到69.4%。
非学校环境中日语教学规模的持续扩大进一步丰富了海外日语学习者的类型，推动了日语海外学习需求的多元化。2009年以来，“对日语学习感兴趣”“希望用日语进行交流”“喜欢动漫、漫画和日本流行文化”逐渐成为海外学习者学习日语的主要动机，而升学、求职、旅游观光等实用性动机则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与之相应，学习日语以发展自身兴趣爱好，重视语言学习的趣味性，希望获得轻松愉快的学习感受和不断累积的成就感，成为了海外日语学习者的主要诉求（来嶋洋美等，2012）。
这种改变反映了日本近年来注重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积极成效，也体现了全球知识社会形成过程中外语学习观念的变化。
一方面，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实现由“经济立国”向“文化立国”的战略转移起，政府先后出台《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1996），推行“动漫外交”（2006）、《日本文化产业战略》（2007）、《日本品牌战略——促进软实力产业的发展》（2009）等政策，积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开展文化外交。根据美国《时代周刊》的调查，日本国家形象排名自2007年起连续位居世界第一位（黄忠、唐小松，2011），日本语言文化的吸引力也相应提升。
另一方面，在全球普遍联系日益深刻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回应全球化所产生的意识觉醒，实现对环境和社会发展的持续关注，保持自我同世界的关联，是每一个置身于全球化社会中的个体不能回避的问题。从这一角度来看，外语学习不再仅被理解为一种指向具体利益的短期技能投资，而是作为全球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素养，成为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具有发展性与多样性的特征。休闲学习、泛在学习和个性化学习等新型学习方式，则可视为在该理念引导下的具体实践。
受众需求和学习理念的变化直接挑战了传统的日语教学观念。在传统的日语教学中，课堂讲授是较为普遍的教学方式，其中词汇、句型和语法结构等语言知识的讲解占较大比重，学习者缺乏语言实际运用的环境和机会。这也使得“学习者虽然具备语法知识，但难以开展有效交际”，“花费太多时间学习日文汉字，学习积极性减退”，“学习日本文化和了解日本人生活的机会太少”等，成为日语教学中长期存在，并在日语海外传播中不断凸显的问题（来嶋洋美等，2014）。
（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传播主体意识不断增强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设立于1972年，最初作为日本外务省管辖的特殊法人运营，2003年获得独立法人资格，但每年仍从政府获得经费支持，并受相应监督管理。基金会以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和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为基本传播框架，既是日本外交政策和文化政策的承载者与执行者，也是向海外传播日本语言文化的主要机构，被称为“关乎日本百年大计”的事业（松村正義，2002）。
作为“日本唯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利用在海外设有分支机构的实体优势，主要通过外派日语教学专家和教师，组织海外本土师资、各领域专业人士和学习者赴日研修，出资捐助当地日语教育机构，资助本土日语教材研发，组织实施日语国际能力测试（JLPT），搜集和发布日语国际教育信息等方式，促进日语国际传播。
据统计，2003年以来，基金会每年向世界各地派出的日语教育专家、青少年日语教育专家和志愿者均超过百人，同时邀请超过千人免费访日研修。④2009年参加JLPT的海外考生人数超过74万人，而该测试在1984年首次实施时海外仅有5000余人参考。在日本外务省对独立行政法人的业绩评价中，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在日语教育部分获得了较高的评价等级。⑤
进入21世纪以后，鉴于以文化为中心的外交策略收效显著，日本政府进一步将“改善和提高本国的国际形象，同时通过对外交往和文化交流为其海外经济活动创造良好氛围，最后达到通过加强国际互相理解，提高日本的影响力”作为主要外交目标之一（廉德瑰，2011）。
基于此，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在2007—2012年的中期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在日语国际传播方面的角色转型构想。具体地说，即由此前以援助和资助为主要形式的资源供给式传播转变为整合型的主动传播，从而有效应对海外日语学习需求，配合日本整体外交战略。在操作路径上，则通过制定全球通用的日语教育标准，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日语教育提供纲领性引导和具体教学参照，进而以新标准作为国内外日语传播资源制度化安排的主要依据，对日语国际传播框架进行结构性调整，最后逐步形成以当地为主导，具有普适性、规范性和本土特色的日语国际传播新模式。
（三）CEFR契合基金会日语传播理念，并有研究与实践积淀
在传播目标向传播实践的转化过程中，日本对CEFR的前期研究与实践起到了桥梁和脚手架的作用。在内容上，CEFR所倡导的语言教学理念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试图满足海外多元日语学习需求和实现传播角色转型的目标基本契合。
作为国际语言教学界具有较强公信力和广泛影响力的语言教学框架和标准体系，CEFR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具代表性的语言能力量表”，并“为各国语言教学大纲编写、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和考试设计提供了共同的基础”（韩宝成，2006）。特别是CEFR强调非学校环境中的多元语言能力，注重语言学习中跨文化知识、意识与技巧的培养，注重对语言交际能力的评估，特别注意学习者在特定领域和话语环境中完成语言任务时的语言表现等特点（白乐桑、张丽，2008），体现了对学习者在非学校环境中语言交际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的关注，恰好能够反拨传统日语教学重知识轻交际的弊端，为海外日语教育理念的更新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向。
在与CEFR的对接研究与实践方面，日本学界由英语教育向日语教育逐渐拓展，由国民教育体制内的教学实验向留学生和非学校环境中的教学实践延伸，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与实践经验。
在较早进行CEFR对接研究的英语教育领域，研究者以日本的英语学习者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教材对比等方法，在语言点习得难度、习得顺序、学习过程和能力评价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根岸雅史，2008）。随后，大阪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进行了以CEFR为参照的外语教学改革。东京外国语大学留学生日本语教育中心（JLCTUFS）于2006年发布了《JLC日语标准》（『JLC日本語スタンダーズ』）。该标准针对来日留学生国别和背景多元化的现实需求，参照CEFR设定留学生各阶段应达到的语言标准和技能（浜津大輔，2013）。以上探索均为JF标准的研发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资源和可参照的实践路径。
2005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开始着手JF标准的研发工作。通过召开“日语标准研发国际圆桌会议”（2005）和“JF日语教育标准——应用和可能”（2009）等国际研讨会，组织主要研发者参与学术会议和行业研讨等多种形式，基金会积极组织探讨、发布和推广JF标准的阶段性成果，解答海外教学机构、教师和学习者的相关问题，不断完善标准内容和形式。2010年7月，《JF日语教育标准》正式发布。
在具体内容上，JF标准将语言交流概括为“用于交际的语言能力”生成并支撑“用于交际的语言活动”的过程。其中“用于交际的语言能力”作为个体参与语言交流的基础和根本，包含“语言结构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三个主要部分：“语言结构能力”主要包含对文字、词汇、发音和语法等语言知识的把握；“社会语言能力”主要指“根据对象和场合区分使用语言的能力”；“语用能力”则指“能够完成符合目的的、结构完整的对话、文章等的能力”。作为“用于交际的语言能力”的实践和呈现，“用于交际的语言活动”包含“输入”“输出”和“互动”三类，并参照CEFR以Can-do6形式对各级别应完成的具体交际任务加以描述。如“A1—输出—写作文”，即“可以用简单的句子在博客中写出一天去了哪里，做了什么”；“B1—输入—读取信息和要点”，即“如果对白较简单的话，可以读懂漫画的故事概要”；“A2—互动—非正式讨论”，即“能够用简单的语言和朋友商量周末的自行车活动在何处进行以及见面的时间”。⑦
相较于以往的日语教育标准，JF标准主要体现出以下特色：
一是提出新的日语教学理念——“用来实现相互理解的日语”。专家认为，该理念的提出更加适用于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交流语境，即当具有不同国籍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交流时，他们能够在其自身掌握的多种语言中，选择日语作为交际工具，进而深化相互理解，解决共同问题（平高史也，2006）。
二是以培养学习者的“完成任务的能力”和“跨文化理解能力”为主要目标。换言之，相较于使学习者掌握“正确的日语”或“标准语”，JF标准更注重培养学习者灵活应对多样化的交际情境和交际对象的能力。
三是以“用日语能够做些什么”而非掌握日文汉字、词汇和语法点的数量作为语言技能的划分标准，形成与CEFR相对应的从A1至C2六个级别，并以Can-do表示。
四是注重学习者的自主学习和自我成长。学习者可以通过JF标准的资源网站——大家的“Can-do”网站自行制定学习目标与学习计划，并利用JF标准提供的学习档案（主要包含评价表、语言文化体验记录和学习成果三部分）记录和保存学习过程，总结和反思学习行为。
自JF标准发布以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在全球范围内积极进行对该标准的应用、修订和推广。目前，JF标准已成为基金会开展日语国际传播的中心，辐射教材开发、教学实践、考试研发和网络资源建设四个主要领域，形成了一个覆盖广泛、重点突出、反馈及时、技术领先的标准传播与推广体系。
（一）教材开发：语言与文化并置，细分需求，全球试用
《Marugoto日本的语言和文化》（『まるごと日本のことばと文化』，以下简称《Marugoto》）是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组织专人基于JF标准编写的配套教材。自2010年JF标准第一版发布至2017年10月，该教材已出版从入门到中级2六个级别，共九册教材，对应JF标准A1至B1等级。
在受众定位与内容设置上，《Marugoto》主要面向海外非学校环境中的成年学习者，强调语言工具属性与文化属性的统一，并贯彻JF标准的语言教育理念，着重培养学习者用日语完成任务和跨文化理解两项能力。其中，“marugoto”一词本身具有完整之意，意在揭示日语与日本文化的深刻联系。该教材编写者也多次强调，之所以将语言与文化并置为主要学习内容，目的是使学习者在用日语进行交际时，也能理解包括日本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价值，从而获得复合型文化视野，促进跨文化理解（来嶋洋美等，2012）。
在教材结构上，《Marugoto》在入门和初级阶段分为“活动篇”和“理解篇”两册。前者侧重于听说训练和语言交际，主要面向即学即用型学习者；后者更加关注日语知识和交际型日语的语言结构，满足部分学习者系统学习的需求。在实际使用中，教师和学习者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取其中一册作为主教材或两册配合使用。
作为一套主要面向海外学习者的语言教材，如何贴近海外教学实际，及时获取教学反馈，进行有针对性的修订和完善，持续提高教材的针对性和适用性，是《Marugoto》面临的主要挑战。
为此，《Marugoto》组织了面向全球的大范围、多层次的教材调研、试用和反馈。
从研发周期上看，《Marugoto》采用阶段性、渐进的研发模式，每一级教材研发周期为两年左右，主要经历试用版编写和修订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包含JF标准和CEFR理论成果梳理、同类教材（基于CEFR研发的其他语言的同等级教材）对比分析、制定教学大纲、设定教材原型等准备工作，并由基金会专任教师执笔进行教材试用版编写。第二阶段主要搜集教师和学习者试用该教材的意见与建议，进行教材的修订与完善，并完成相关音频制作，形成基于实地使用和调研的教师教学辅助资源（来嶋洋美，2012）。
在时间分配上，修订阶段所占比重为整个研发周期的三分之二。借助基金会在海外的各分支机构，编写者能够以课堂观察、调查问卷和访谈等方式获取反馈信息，对教材进行有针对性的修订补充。以入门阶段的教材研发为例，编写者于2012年7—9月，在19个国家的25家日语教育机构中对试用该教材的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同时访谈了18名教师。2013—2014年期间，又在近30个国家再次进行教材试用和调研（来嶋洋美等，2014）。
（二）教学实践：以实体机构和品牌项目为依托，教研结合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之所以能在海外开展大规模的教材试用，并迅速获得相关反馈，主要依托于实体机构和品牌项目的平台优势。
在组织结构上，基金会在日本国内设有东京总部、京都分部、日语国际中心和关西国际中心，在海外24个国家设有25个分支机构。⑧这些机构是日语国际传播网络中的重要节点，能够及时搜集所在地的日语学习需求和教材试用反馈情况，并通过资金、人员往来和项目协作，与当地使领馆、日语教育机构和文化传播机构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不断扩大网络规模，深化交流层次。
在日本国内，日语国际中心和关西国际中心主要承担JF标准的教学实践与推广工作。
日语国际中心设立于1989年，主要以长期、短期和委托研修的形式为海外本土日语教师提供教育培训服务。此类培训以提升本土教师日语水平，传授新的日语教学理论与方法，深化其对日本文化与社会的理解，以及促进其回国后的专业发展为目标，具体课程包括综合日语、语法、教学法、日本概况和日本文化体验等。
关西国际中心设立于1997年，主要承接针对外交官、公务员、学者和艺术家等特定领域专业人士的访日研修，以及面向海外高中生、大学生和奖学金生的学习者访日研修。
以上两个机构于2008年即开始参与JF标准的研发，包括根据以往培训经验对Can-do项目进行教学设计，设定学生自我评价的维度和学习档案的结构等。在具体操作中，培训教师通过教学实验、参与式课堂观察、问卷调查和搜集学生学习成果等方式，对JF标准的描述内容和学习档案使用进行反思和修订，并提出后续研究课题。⑨
在海外，JF标准的推广主要依托于各分支机构举办的“JF讲座”。“JF讲座”是2010年起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各海外分支机构组织实施的，以海外成年学习者为主要对象的普及型日语教育项目。该项目依照JF标准进行教学设计和教学评价，以《Marugoto》为指定教材，以JF标准的应用、普及和推广为主要目标。
截至2015年，参与该项目的学员已有20,000人，预计至2020年，学员将超过30,000人。⑩作为JF标准发布后基金会着力推进的品牌项目，“JF讲座”不仅是JF标准的海外信息平台和教学实践平台，也是以JF标准为主要课题的教研与科研平台。2014—2015年，该项目连续出版了由项目参与教师执笔的教学案例集，呈现了JF标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教学应用中的效果、问题与反思评价。
（三）考试研发：研发交际任务口头测试，注重与权威考试对接
作为面向海外，指导日语教学、学习和评估的纲领性文件，JF标准兼有测量和评估的功能。研发与之相适应的语言测试，呈现该标准的理念与特色，引领教学，是JF标准在应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对此，研发者根据JF标准将交际任务（Can-do）设定为“任务=条件+话题/情境+对象+行动”的基本模式，开发了《基于JF标准的日语水平口语测试》，以角色扮演的形式考察学习者日语口头表达能力。该测试的试用版于2012年7月发布，后经三次改版修订，于2017年2月发布了第二版修订版。
从定位、内容、操作流程和配套资源上看，该测试主要呈现出以下特色：
一是兼容性。测试以JF标准为研发依据，根据CEFR框架和日语学习特征，对A1至C2各等级日语学习者应具备何种口头表达能力予以细致描述。这较好地兼容了海外学习者所处的教育体制和学习环境，扩大了测试的适用范围。
二是真实性。测试采用教师与学习者一对一形式，学习者根据角色卡片上的提示进行口语表达。其中角色卡片所设置话题与情境取材于基金会海外分支机构的日语教育实践，贴近学习者的日常生活和真实交际。
三是易用性。测试时长为15分钟左右（B2以上等级可延长至30分钟），学习者可根据自身水平选择最接近的等级开始测试，以能否完成交际任务为主要评判依据，而发音是否标准、语法使用是否正确则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同时，测试配备有测试工具包，包含角色卡片、测试音频与动画、评价表、操作指南，为教师快速判断学习者口语水平、提高测试效率提供资源保障。
四是过程性。目前该测试不提供相应考试证书或成绩证明，主要起鼓励和督促的作用。学习者可以在较为轻松的氛围中完成测试，并将其作为学习成果记入学习档案，也可与Can-do自我评价配合使用，形成有利于进一步学习的正向反馈。
五是灵活性。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教学环境和学生需求，测试在提供实施步骤、评估标准、测试示例的基础上，还鼓励教师设计新的测试情境和任务，并从流程、话题改编和角色设置等方面给予详细指导并提供参考案例，提升教师的测试研发能力，以促进其专业发展（長坂水晶、押尾和美，2013）。
与此同时，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十分关注JF标准与已有权威测试的关联研究，以扩大其影响力，并为新测试的研发奠定基础。
2011年，基金会以参加访日研修的96名学员为对象，开始着手进行JF标准与JLPT的关联性研究；又于2013—2016年在日本国内和海外实施了6次正式调查，调查对象包括127名母语非日语的外籍日语教师和840名海外日语学习者。通过对比考察同一调查对象的JLPT成绩和JF标准等级，调查发现JF标准综合评价与JLPT合格评定之间有着一定的关联性。⑪如前所述，JLPT是当前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的日语水平认定考试，自2010年改版以来，JLPT强化了对日语交际能力的考察，但与JF标准在测试内容上仍存在一定差异。此次关联性研究进一步印证了JF标准的科学性与权威性，为后续各项技能的JF标准考试研发及JF标准对接JLPT奠定了基础。
（四）电子资源：降低技术门槛，营造便捷、自主和仿真的虚拟学习环境
随着数字技术、云计算等新兴科技应用到语言教育领域，网络学习的普适性、交互性和开放性进一步突显。对网络学习主动适应，积极应对，拓宽传播途径，充实语言文化资源，是互联网时代语言传播的基本逻辑。
对此，JF标准在推广中凭借技术支撑，通过网站建设、电子书籍开发和在线课程研发等多种渠道，在不断降低学习者硬件配置门槛的同时，注重营造一种泛在、仿真、休闲性强的虚拟学习环境，使学习者能够按需选择，自主学习。
相对于网站建设、信息共享等常规策略，研发适应网络学习环境的电子教材、制作网络课程和开发在线授课平台，是当前JF标准电子资源建设的重点。
在MOOC开发方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与日本广播电视大学自2014年起展开合作，借助JMOOC平台，制作并发布了“NIHONGOStarter”讲座。该项目强调“便于学习者自主学习，维持学习热情”的原则，通过故事性情节吸引学习者持续投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于2016年又推出了以JF标准为依据的网络学习平台“みなと”。该平台以促进学习者泛在学习和休闲学习为目标，在课程上注重提供各类互动资源，使学习者能够通过网络将所学到的日语直接用于对话与交际，并通过学习管理系统中的课程管理、申请课程证书、保存学习成果等功能强化学习的自主性与自律性（信岡麻理等，2017）。
另外，在网络电子资源的研发中，研发者也有意识地不断降低硬件配置门槛，提升其便捷性和普适性。例如在“Marugoto”在线课程的研发原则中，研发者强调整个在线课程系统需易学易用、操作直观，对网速和硬件等要求不高，可适用于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各类终端（武田素子等，2017）。
2018年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孔子学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推进孔子学院改革发展要深化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国家汉办党委书记、孔子学院总部副总干事、国家汉办副主任马箭飞提出，“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启动深化孔子学院改革发展工作”，其中就包括“建立统一规范的汉语国际教育标准和核心课程体系”。⑫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对JF标准的研发与推广实践也说明，标准建设是语言国际传播的重要环节，是整合和建构语言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策略，也是语言国际教育机构谋求角色转型与创新传播机制的有力杠杆。基于汉语和日语在语言国际传播中所面临的受众需求和传播情境日趋多元的共性问题，我们可以从JF标准的研发与推广中得到以下启示：
一是建构开放、动态、富有弹性的标准框架。
从内容上看，JF标准对CEFR进行了整体参照，如延续CEFR行动导向和社会导向的语言学习理念、设置“三等六级”相对应的能力等级体系，以Can-do形式描述语言交际能力等。不过，JF标准也在细节上设置了一些具有开放性的“窗口”，使之能够适用于日语自身特点以及世界各地多样化的日语学习需求。
例如，针对CEFR Can-do描述过于宽泛和抽象的问题，JF标准在解析CEFR Can-do特征的基础上设置了JF Can-do发展系统，即基于前文所述的“任务=条件+话题/情境+对象+行动”模式，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通过“JF讲座”、《Marugoto》教材和大家的“Can-do”网站搜集和分析日语学习和教学案例，不断形成新的JFCan-do。统计显示，JF Can-do的数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由2010年的173条增加至2016年的552条。⑬
再如，为体现语言能力和语言实践的动态性，JF标准将日语应用能力呈现为一棵樱花树的形象：作为树根的用于交际的语言能力总体上分为语言构造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三个主要部分，其上根系丛生，为后续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引入预留了空间；伸展的枝条和绽放的樱花则代表多样化的用于交际的语言活动，强调其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态势。
由此可见，语言标准建构在考虑全面性与连贯性的同时，也需关注其作为教学标准、评估标准和能力标准多重角色的兼容性特征，使之成为连接测试、评估、教学实践和资源开发的桥梁。
同时，教学标准的研发与修订，是一个不断尝试、反思与完善的过程。在加强理论探索的同时，孔子学院可积极借鉴海外汉语教育和评估的实践经验，在海内外选择有基础和有条件的教育教学机构进行试点，从实践层面为理论探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向，进而推动汉语教学标准的修订、改版或出新，提升标准体系的开放性。
二是重视海外孔子学院的平台优势。
孔子学院是“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平台”。从广义上理解，平台是一个通用环境，打破以往不同主体间的区隔，连接多元而离散的主体，实现多元主体的互通、互动和互融。
与包括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在内的其他语言国际传播机构相比，孔子学院以中外合作办学的形式在海外扎根，具有独特的传播优势。
其一是信息网络优势。海外孔子学院不仅能够为海外汉语传播和文化交流提供实体空间，同时也作为重要节点，关联学校、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各类机构，关涉汉语学习者、汉语国际教育从业者、政府官员、社会人士和普通民众等各类群体，创造一个“有意义的交流模式”，能够促进各类汉语教育教学信息的沟通与共享。
其二是资源汇聚与转化优势。在汉语国际传播过程中，对海外本土汉语教育教学资源的有效利用是提升其传播效能的重要环节。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海外孔子学院能够运用在长期运营中积累的社会网络资本调配包括师资、教材等在内的本土教学资源，也能够通过开展各类教育教学活动和文化传播实践，促进资源的转化与再生。
基于此，海外孔子学院不仅是汉语国际传播的实践平台，也是信息传输平台和资源孵化平台。重视和有效发挥其平台优势，不仅有助于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的转化与互推，更有助于汉语国际传播网络的建构与完善。
三是重视教研一体化机制的建立。
在JF标准的研发与推广中，长期从事日语国际传播的一线教师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该标准的起草、执笔和修订均由基金会的专职讲师担任；另一方面，基金会海内外各分支机构的日语教师在标准应用和教材试用过程中，以教研论文的形式提供教学设计和实践反思，为标准和教材的修订提供了一手资料和可行建议。
由此可见，教师的实践者与研究者双重角色的有机融合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推动语言国际传播的有效路径。作为实践者的教师并不是现有成果的简单照搬者或外在规范的被动执行者，而是置身海外传播环境中直面受众需求的传播主体，具有得天独厚的传播优势。因而，如何有效调动教师的研究积极性，使其从教学的主导者与掌控者变为主动的参与性观察者、理论验证者和批判性评价者，需要相应的制度或机制加以鼓励和推动。具体可通过信息引导或项目驱动等方式，进一步调动海外一线教师的教研热情。
总之，JF标准的研发与推广为我们呈现了标准建设对语言国际传播的整合、建构与推动作用。它以传播主体由“资源供给者”向“规则制定者”转换的自我理解和定位为前提，基于对当前语言国际传播格局开放性、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基本认识，实现从语言教育理念传播到全球传播体系建构的整体进程。
当然，每一种语言都有其自身特点和独特的文化传承，如何在尊重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和寻求标准建设的普适性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将语言传播、文化交流、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统合于新的传播框架，如何在经历长期研究与实践检验的基础上形成传播理念与实践的持续互动和转化，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作者矫雅楠，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与文化传播、孔子学院建设与发展。
图片/Pixabay网站
编辑/徐媛媛
校对/谢娜